央视《社会记录》被突然砍掉内幕

“喉舌”的技巧

这其实也是陈虻的隐忧。

陈虻在10年前开创的《生活空间》，通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创造了中国电视业界的一个神话，业界对其口碑是,这个栏目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小人物的历史。李伦承认，《社会记录》的精神气质，部分源于《生活空间》，他希望《社会记录》能秉持和传承这种民间立场和微观叙事的价值取向。一个玩笑是，如果《社会记录》获准可以采访某位高官，采不采？李伦的态度是，不采，理由是：“这样的节目，我妈不爱看。”

陈虻担心，10年前的《生活空间》选择了一条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道路，但不是做新闻，而是通过记录小人物的命运来承载这个使命，《社会记录》未必能复制，因为在新闻频道播出的《社会记录》，做的是以社会事件为主打的社会新闻，而社会事件有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价值方向。姚一五理解，这就是“喉舌”的功能，即便如《南方周末》，做“喉舌”也是需要技巧的。

李伦并不认为他试图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他一直强调《社会记录》是社会的建设者，而《社会记录》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不过就是回归基本的新闻常识。李的朋友，央视法制专题部主任钱蔚也认可李这个看法，在一次研讨会上，她认为回归了常识的《社会记录》是“孤独的胜利”。姚一五理解，钱蔚所说的“孤独”，是指《社会记录》对选题的选择，叙述语境和思维方式的自我。

文化学者摩罗后来评价说，《社会记录》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其实是社会学上的“底边弱”：社会底层、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

2005年，《社会记录》播出了一期反映甘肃发廊女不幸命运的片子《日记》上下集，钱蔚看了为之泪下。参与《日记》拍摄的彭远文回忆，接受采访的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潘绥铭看到节目后又吃惊又兴奋，央视居然会播这样的内容。

尽管《日记》后来受到了批评，但李伦并不承认外界所指称的《社会记录》的边缘和另类，只不过觉得自己是秉持一种区别于常规宣讲模式的叙事立场，而目标是一致的。“你能说黄静之死和佘祥林事件是非主流吗？采撷到新闻事件中的人性闪光点，其实是真善美。”他说。

李伦承认，《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对《社会记录》的定位归纳极为准确，那就是价值重估。事实上《社会记录》很少做《焦点访谈》式的舆论监督，用李伦特意撰写的一段话说，是不断“发现鲜活的社会现象（准状态），通过价值重估，努力为观众提供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可能”。

栏目主编王志安更喜欢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这个价值重估的概念，那就是“《社会记录》试图呈现转型社会的价值观冲突”。检索5年来的节目，这种价值重估的努力，其实是通过讲述故事的叙事语态和纪录片品质的新闻现场影像相嫁接的技术手段，逐渐获得了业内认可。

在《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看来，新闻不过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社会记录》的核心竞争力，是能在每一期节目里把“屁大点的事情做出像《焦点访谈》那样的影响力”。展江提出《社会记录》“在媒介这么一个名利场里，成功地为大众争取到了部分话语权”。北师大传播系主任于丹感叹节目“解读的空间大于事实的发布”，这个以铁嘴著称于传媒圈的女教授甚至认为，《社会记录》在“传播一种可传播的思考”。

这些业内专家的溢美之词，能让人得到几分安慰，但很难消解栏目面临的现实问题。被《社会记录》严密包装出来的阿丘，红起来后，慢慢成为央视系统内的一个共享资源，模糊掉了原先刻意打造的《社会记录》色彩，姚一五所担心的主持人瓶颈问题，迅速显现出来。在北大新闻学院召开的3周年研讨会上，有过民营电视制作公司经验的北大新闻系副教授阿忆对李伦曾谈到，央视让阿丘和娱乐节目主持人毕福剑，和高矮悬殊的张泉灵一起主持节目，实在是个败笔。

另外一个问题是，从2005年开始，伴随着新闻频道第一次改版，舆论环境也慢慢改变，新闻类舆论监督类节目统统上收到《焦点访谈》栏目。原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有句名言：“《焦点访谈》在当下的中国，只能做13分钟。”王志安曾在《南方电视研究》上著文，称梁这句话为准确点出了当下舆论监督节目的时代困境，意即再往下说，就会涉及到当下很难解决的体制问题。

新闻频道的各类新闻专题节目随之马上面临急剧转型。

除了《法治在线》一如既往地打造“央视警务报道”外，一度跃跃欲试做深度报道的《共同关注》转以慈善和公益节目为主，两年前一度引起轰动的《每周质量报告》则从不良产品的曝光台，转向宣扬优秀产品质量的平台。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迹象是，央视的深度报道王牌栏目《新闻调查》，不久后也被从央视一套悄悄转移到新闻频道播出。

彭远文感慨，彼时《社会记录》的处境，是进则被体制所同化，退则被主流所边缘化。对内是台内舆论环境的急剧变化，对外是主持人讲述故事的模式被克隆后，一夜之间各地电视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阿丘。

“精神明亮”的日子

从羊坊店路115号到羊坊店西路9号京门大厦C段637，是一条不到150米长的马蹄形胡同。前者是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后者是《社会记录》的办公室。每期节目，从选题策划到前期采访、后期编辑、审查通过和合成播出，《社会记录》的编导需要在这条马蹄形胡同上奔波无数次。

2006年下半年开始，这条路走得越来越艰难，困境也不单是舆论环境的变化。从这一年开始，央视开始消减节目制作经费，新闻频道诸多栏目纷纷开始转向演播室节目形态。

社会记录每一期的节目制作经费是16000多元，李伦仔细算过一笔账，坚持做深度报道，就必须出差去现场调查，费用和做纯粹的演播室节目完全是两个概念。另一个无法避免的庞大费用支出是毙片损耗，而社会记录的情况是差不多每十期节目就得准备一期无法播出。

李伦的另一个苦衷是人力资源问题。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时长25分钟的日播深度报道节目，每天的单集播出量在新闻频道位居前列，但开播五年间，真正能在采编一线干活，进入央视企聘编制的编辑记者，只有区区9个人，栏目组不得不通过相当数量的编外人员干活，来维持栏目运转。在央视大规模清理黑工前，一个有点讽刺的现实是，社会记录负责招聘这些员工的职员，本身也就是央视语境里的黑工。

即便是如此，身为制片人的李伦，从未想过去对上寻求体制的资源和支持，他自承是一个优秀的主编，但未见得是一个优秀的制片人，兴趣始终是做敬业的生产队长，带领和监督长工们种地。但这个地主事必躬亲，他对每一期片子在质量特别是叙事结构上的苛求，成为每个长工的噩梦。何萍的MSN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叫做“登陆诺曼底”，在她看来，每交完一个片子，基本等于脱掉一层皮。彭远文的一个遭遇是，曾经耗费了近四个月时间反复修改一期片子，他承认这种后期加工阶段的“残酷”，在那个极端时刻，几乎让他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

这种苛求也会引发关于效率的争议。姚一五觉得，李的这种做法，源于他漫长的纪录片拍摄经历，更适合出作品而不是产品，也会损伤新闻产品本身所必须的时效。

何萍的同事刘丽乔，则喜欢用四个字来归纳社会记录的现状：活累钱少。在2007年初央视第二次消减节目制作经费后，《社会记录》的普通编导，平均月薪是5000元左右，如果不能及时交片，则只有靠每月不到2千的底薪干熬。

而熬夜是包括实习生在内的每个编导的基本功，刘丽乔印象最深的社会记录工作经历是，多个女编导都曾累晕倒在办公室。《社会记录》每期片子的素材基本在15盘左右，60分钟一盘带子，刨除主持人阿丘出镜的演播室时间8分钟左右，25分钟节目剩下17分钟左右新闻画面，需要从900分钟素材画面里一帧一帧筛选，这种繁重的纪录片式日播新闻生产方式，让一位后来调到其它栏目的摄像感叹不已，换到新东家后，他每期节目只需拍不到5盘带子就完事了。

而李伦浑然不觉，只要往非线机器前一坐，这个39岁的男人马上神采奕奕，他性格中的理想主义一面，在这个时候完全显露出来。何萍回忆，栏目组最困难的时候，李伦喜欢沿用王开岭的一篇文章，要求大家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为了方便改稿审片，这个有家有室的北京人，五年来一直租住在办公室附近的一居室里。

这个被员工们称为有着一颗“敏感的心灵”的制片人，这种类似“精神生产力”的做法，也会引来编导们背后的抱怨，姚一五则喜欢嘲笑他是另外一个麻原札幌。《社会记录》消失以后，已经调到另外一个节目组的陶华感叹，现在才知道央视记者的滋味，而她的前同事彭远文则感叹，恐怕在央视很难再找到这种清教徒式的运作体制了。

但这种“精神生产力”的作用也不可小视，检索央视国际的节目单，会发现社会记录其实是死于高潮。

在度过2007年7月的清黑工事件后，《社会记录》这一年最为极致的报道，出现在陕西华南虎事件中，《社会记录》创纪录地制作了6期新闻专题片。在随后的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中，也先后制作了4期新闻专题片。对于一期日播深度报道专题栏目来言，这种速度和频率，已经赶上了新闻频道整点新闻的时效。

也恰在半个月后，还沉浸在高度快感上的《社会记录》团队，就听到了栏目被撤销的消息。

风水

《我叫刘跃进》里面有句话，任何悲剧拆解开来，都是一地喜剧。

《社会记录》的最后一次年会，是以一场婚礼结束的。两个社会记录的编导在这场最后的聚会上奉子成婚，本该喜庆的场合还是有人哭出了声，何萍抱着一个老编导赵文忠的孩子给大家敬酒，说这是“钢七连”的下一代。

何萍说，《士兵突击》里的钢七连解散后，连长高成和士兵许三多在内都有了不错的去处，其实社会记录也挺像，社会记录消失的同时，新闻评论部撤销，李伦调任《新闻会客厅》制片人，主编王志安升任新创栏目《新闻一加一》的执行制片人，阿丘转任《共同关注》主持人，其他人大多调入现新闻专题部的其他栏目。

李被这些散居各栏目的旧部们戏称为校长。

从公开的资料看，《社会记录》被撤销的央视内部背景，是开播近五年的央视新闻频道进行调整和改版，同一批被拿下的，还有包括《时空连线》等其他一些栏目。稍显奇怪的是，这次新闻频道调整，央视没再像2003年开播和2005年改版时那样进行大规模推介宣传。

尽管还是有忧伤，在李伦看来，一个电视台裁撤一期节目，不过如一份报纸调整一期版面一样，本身无可厚非。让他得到一些安慰的是，央视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曾在内刊上著文说明了一些情况：“当调整成为大局，某些不尽人意便难以避免。那些早已声名远扬的栏目，离开了。你我内心的难受决非难过二字就能涵盖，由此涉及到的兄弟姐妹们，我向你们鞠躬致谢。”

姚一五感叹，这就是在央视这棵大树底下种地的系统性风险，水稻栽得好好的就让平了种玉米，不定那天就被征收回去盖别墅了。

《社会记录》撤销后，《新闻调查》搬进来了它在羊坊店西路9号的原办公室，5年来，加上《社会记录》，已经先后有三个在这里办公的栏目最后消失了。李伦每次开车经过这条马蹄形胡同，总是忍不住会摇下窗子，看看这个传说中“风水不好”的地方，这个奋斗了1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地方。